阿伯拉罕-路易•宝玑
制表大师阿伯拉罕-路易•宝玑
制表大师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可以被认为是启蒙时代及18世纪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派之子。他生活的年代处于旧世界的尾声和新时代的黎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统治期间，就在国王决定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之时，宝玑开启了他辉煌的制表职业生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帝国时代，以及维也纳会议（1815年）召开后现代欧洲诞生的波旁王朝复辟期间，宝玑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的制表事业。
阿伯拉罕–路易•宝玑（1747年-1823年）出生于瑞士纳沙泰尔（Neuchâtel）的一个资产阶级新教家庭，家庭成员中包括律师、教师、牧师和商人。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开人世，母亲改嫁给一位钟表匠，从此奠定了宝玑一生的命运。宝玑在故乡开始了钟表学徒生涯，之后被派往巴黎完成学业。他15岁时来到巴黎，在那里接受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训练，之后于1775年在巴黎西岱岛（Ile de la Cité）创立了自己的制表工坊。宝玑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皆居住于巴黎，他在那里创作出许多重要的作品。他工作的范畴几乎涉及了所有制表领域，并以一系列自己的发明与创作开启职业生涯，包括 “perpétuelle”自动上链怀表、问表的音簧、以及史上首见的“降落伞”（pare-chute）避震装置。
宝玑钟表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Marie-Antoinette）的青睐，拥有许多不断改进提升的原创机芯，搭载棘爪擒纵或工字轮擒纵装置。
当法国大革命的黑暗岁月来临时，宝玑大师带着许多巧思发明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包括宝玑游丝、史上首款旅行钟（售予拿破仑）、sympathique交感座钟、触摸表以及陀飞轮装置，这一系列发明证明了其天才成就。
在商业层面，宝玑大师在欧洲各地王室享有盛名，深获赞赏，成为军事、外交、科学和金融界精英声名卓著的制表师。他擅于社交，与其他国家及知名人物都有私人往来，为其自身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声誉。他为自己最尊贵的顾客们度身打造特殊时计，例如1810年为那不勒斯王后卡洛琳•缪拉（Caroline Murat）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枚腕表。
宝玑得到经度委员会（Office of Longitudes）委任，成为法国皇家海军御用制表师；他还入选法国科学院，并获得法国国王路易十八亲授的荣耀勋章。
宝玑与美国的渊源
早在1788年，宝玑大师就对富有潜力的美国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阻碍了他开发美国市场的步伐。最有资格为他提供建议的是1794年至1796年间曾居于美国的法国主教塔列朗（Talleyrand），以及身为钟表匠之子的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Pierre-Samuel Dupont de Nemours），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居住。1797年，宝玑成功做成了首笔美国生意：将三枚搭载“军用机芯”的时计卖给了一位名叫梅瑞迪斯（Meredith）的客户。第二年又卖出了两枚，其中一枚即是通过塔列朗主教的熟人关系而售出。1800年，公司又将一枚问表出售给了美国军事部长诺克斯将军（General Knox）。同年，美国开国元勋及北卡罗来纳大学创办者威廉•理查德•戴维（William R. Davie）先生在代表时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出访巴黎期间，亲自从宝玑专卖店购买了一枚宝玑时计。
1801年，一位来自费城的亨伯特（Humbert）先生成为宝玑客户。之后直到1806年和1812年，分别有了来自纽约的菲利普•丘奇（Philip Church）先生和来自波士顿的琼斯（Jones）先生两位客户。1814年，宝玑又完成了两笔美国订单，而后几年则以一年一位客户的稳定速度持续发展，包括：1819年来自波士顿的W.C.邦德（W. C. Bond）先生，1822年的阿罗约（Arroyo）先生以及1823年来自纽约的钟表匠大卫•马格宁（David Magnin）先生。尽管销售额不尽如人意，但宝玑大师和他的儿子对这一新生国家及其民主制度深深赞同，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相信他们的时计终会迎来新机遇。然而，他们来自纳沙泰尔的朋友亨伯•德罗兹（Humber-Droz，自1795年起居住在费城）以及于1811年到访过费城、纽约、波士顿和巴尔的摩的俄国人波利迪卡（Poletica）所带来的消息让他们确信，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对美国市场的开拓。因为美国不像土耳其，还不太能接受宝玑公司所擅长打造的这些复杂、精致且价格昂贵的时计。波利迪卡非常清楚地总结了问题所在，他说道：“总而言之，尊敬的宝玑先生，那个国家就是一个天堂……但我认为那里目前还接受不了机械艺术杰作：那里尚无鉴赏家，因而也少有购买者。50年或100年后，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变，但无论你我都没有机会看到了！”他的预言后来被证实了，因为在20世纪，宝玑公司部分最重要的客户以及最伟大的宝玑时计收藏者均来自美国。
